走在初冬的上海街头，梧桐叶落了满地。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暮色里亮起灯，那座花岗岩大楼门楣上，浮雕的花纹已经模糊。将近一百二十年前，花旗银行就是在这里挂上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块招牌

那是1902年，庚子年的硝烟刚刚散尽，美国人在远东这片土地上，选择了最肥沃的土壤落脚，外滩12号，后来的浦东发展银行大楼，再后来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，一个银行，竟占据了一个城市的心脏位置，想想也有意思——那会儿他们大概从没想过,这块土地会经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花旗这个名字，翻译得实在漂亮，Citi，本不过是城市的简称，到了中文里，却平添了几分诗意，花，是锦绣繁华；旗，是飘扬的旗帜，合在一起，像是一种宣言，也像是一种隐喻，二十世纪的前半叶，这面旗帜确实在中国大地上猎猎作响，从上海到天津，从汉口到哈尔滨，花旗的分行像是一张大网,牢牢地抓住了这片古老土地的金融命脉。

他们做些什么呢？庚子赔款的收付，是他们；铁路借款的发行，是他们；给军阀政府的贷款，还是他们，钱流到哪里，权力就延伸到哪里，这是一种沉默的、却无处不在的力量，我曾经看过当时的老照片，花旗银行发行的一美元纸币上，印着美国国玺，也印着中文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嵌合——用最日常的货币，日复一日地提醒人们,谁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。

可是旗帜也有卷起的时候，1949年，天翻地覆，花旗跟着所有的外国银行一起，悄然退出了大陆，外滩12号换了主人，那些曾经忙碌着输入美金的窗口，开始为另一种理想服务，我常想，当年那些花旗的中国买办们，在时代更替的那一刻，是什么样的心情？或许有人如释重负，或许有人满怀惆怅，也或许,更多人只是在谋算着下一顿饭的着落。

历史的吊诡在于，它总是在画圆，四十年前，当中国决定重新拥抱世界，花旗又一次回来了，1983年的深圳办事处，像是远行的故人叩响了门环，门开了，但一切都不一样了——这一次，不是军舰开路，而是市场的邀请；不再享有治外法权，而是平等的商业契约，2007年，花旗成为首批外资法人银行之一，门口不再有警卫站岗,取而代之的是笑脸相迎的大堂经理。

有时候路过陆家嘴，看到花旗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黄浦江的水光，我会生出一种奇妙的时空错位感，这栋大楼跟外滩那座花岗岩建筑遥遥相望，中间隔着的，不只是江水,更是一整个世纪的风云变幻。

但花旗的故事，从来不只是花旗，它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嬗变，从屈辱到自主，从隔绝到交融，从对抗到竞合——这个过程是如此漫长，如此痛苦，又如此壮丽，银行不过是个引子，真正的故事是一个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,找回自己的位置。

前些天读到新闻，花旗在调整全球业务，出售了中国内地的个人财富管理业务，媒体用了“撤退”这样的字眼，好像又是一个轮回，但我知道不是，今天的离开与七十多年前完全不同——那一次是政治的交锋，这一次只是商业的选择，在全球银行业都面临转型的当下，花旗的调整再正常不过，一家企业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本就是市场的常态，能够以平常心看待,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成熟。

将近一百二十年的缘分，三段截然不同的篇章，花旗这个名字，像一枚书签，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部大书里，翻开它，你能看到屈辱，也能看到奋起；能看到隔绝，也能看到拥抱；能看到历史的沉重,也能看到时代的轻盈。

夜深了，外滩的灯光渐次熄灭，陆家嘴的霓虹还在闪烁，黄浦江静静地流，带走了多少故人往事，花旗也好，中国也罢，都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，寻找着自己的航向，旗帜也许会收起,但花还会再开。